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实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
《决定》提出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以追究和纠正和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的判断，进而具体明确了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的安排，正是这样一种思路的反映。孔子提出以德、礼养民为重，政刑为助，而方法就在于将调整人际关系的礼具体为以身作则，以道诲人。
进入专题： 法治 主权 治权 代表制 合宪性 。具体而言，法治中国的核心要义在于：使人民复杂、真实的利益偏好能够通过正当程序成为党的意志和政策，这种政策又能准确地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国家法律，而这种真正体现公意的良法又能被高效实施、严密监督，最终使一个超大型民主国家在不断提升公共福祉的过程中实现善治。从而整个中国的民主体制可以说是一种双重代表制下的半契约结构。而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则又体现出对和谐（秩序）价值的重要追求。党和国家要做的事，讲内容，当然是一个东西，讲形式，那就不仅有党，还有国家。
[30]以宪法文本为基础，分析国家、中国的含义，学术界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上理解，例如作为政治共同体（主权）的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国家，相对于地方的国家等等。See Kelsen，The Pure Theory of La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7. [14] 语出牟宗三哲学。[39]因此法治中国所要追求的治理格局首先要建立国家按照一定的平等原则，通过立法对资源、权利进行公正分配，并在此基础上确保个体权利的自由行使。
摘要: 法治中国命题是对新中国法治实践集大成的概括。其次，这种代表制的正当性建立在道义感召的认同基础上。（一）三个基本挑战 1.主权结构内部的张力 党如何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在具体实践中始终保持党、人民和国家机构三者意志的根本统一，我们首先需要认识一下这种三元混合民主体制的主权结构有什么特征，然后再看看其内部存在怎样的张力。5.礼兴乐胜的中国：文明及其伦理主义 财富和权利往往也可能是社会道德的堕落与倒退，[43]在学理上这尤其体现为对市民社会与资产主义文明的反思。
[5]（4）法治中国的实践论。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中国改革带来生机勃勃，但也带来个体、集体、阶层在财富、地位、话语等各种社会资源的巨大差异，政府部门也极容易以经济发展为名从一种生产型政府而蜕变为掠夺型政府，[35]所以通过法律框架，尤其是设计财产权体系以明确产权，确保有序流转。[33] 秩序的价值在法治中国语境下有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废除了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新中国并没有立刻建立起自己的宪法法律体系。参见王旭：《五四宪法的中国道路及其历史影响》，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
富强是一种绩效主义的表达，在当前阶段直接表现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追求。政治代表基于道义而取得正当性，那么，对它如何实现法律监督？法律代表是否还要受到法律的监督？问责制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公共理由的公共阐明，它意味着接受委托行使公权力的人，必须对于其所作的行为在一个公共的领域通过实质理由陈述向委托人进行合理的说明，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和法律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也是这些价值不断冲突，又不断试图调适的历史。
它更多提出了一种现代中国的理想生活和规范秩序，但现实情况却是我们通过法律的治理体系还处在一种粗放型、经验化，尚未成熟和定型的状态，[20]我们立法、执法、司法的治理能力，也即对制度的执行能力，与确保三元主体的意志统一，还有相当的距离。[26]例如过去十年愈演愈烈的信访不信法正是司法能力与公信力羸弱而对法治的破坏。
既有国家的硬法，还有社会组织、行业群体等形成的乡规民约、章程、手册等软法，如何将这些不同的治理规则予以统一、协调，保证法律秩序的统一，保证人民意志的统一，这些都是对法治中国的挑战。付子堂：《法治中国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二）法治中国的当前要义：实现治权结构的法治化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也可概括为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命题，可以说是一个政道的问题，描述的是一个混合的民主宪制，其根本正当性究竟何在。另一方面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提出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13] 凯尔森认为法秩序的有效取决于一种思维的拟制，也就是基础规范（要遵守宪法）这种架构的存在，那么中国政法结构的基础规范就可表述为要坚持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杨清望：《论法治中国概念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然而，党如何领导人民依法治国，如何将法治从一种侧重强调对民主的承诺和担保功能转化为对一个民主结构内部有效治理的保障，这样一个治道的问题[14]，却在当前历史阶段更为紧要。其中第二种方案的优点在于可以对现有的法规备案室进行改造，但缺点在于其宪法地位比较低。
本文主张，这种理论化以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为前提和中心，首先应该是一种历史与实践统一的逻辑： 法治中国命题一定是对实践中的问题予以提炼和回应，但找到这个问题又不能抽刀断水，中国六十余年的法治实践具有连续性，只有深入历史的脉络才能清晰呈现问题本身。为万民，非为一姓也，[53]他进而说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以为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例如现代国家主权理论的奠基人博丹在《主权论》中基于民族国家建构与有效整合政治权威的需要就明确提出国家的目标从来不是自由，而是秩序，并以此论证一种绝对而永恒的主权。[55] 例如：霍布斯对自然欲望的理解是对和平的渴望。
党的这种地位，绝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使他们必须担负更大的责任。第三，党与人大的意志如何始终统一于人民的意志？混合体制在理论上一个难题正在于如何在职能交叉的情况下尊重不同主体的运行逻辑？[64]正是这样一个问题的关键，所以《决定》深刻讨论了党与人大的关系，文章最后还有讨论。
不同的主体参与到治理之中，往往有不同的治理规则，既有国家的法律，也有法规、规章和大量的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还有党内法规体系。[62]然而，法治秩序作为一种规范体系的集合，在概念和正当性上都必须对例外状态保持警惕，必须要取消例外，确保稳定的预期。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政策要经过国家的形式成为国家的政策，并且要把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法治中国的建设显然已经通过《决定》明确了这样一个思路，中央第一次以全会的名义明确坚持依法治国首先在于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在于坚持依宪执政。张文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
[61]【意】阿甘本：《例外状态》，薛和平等译，台湾麦田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31页。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进一步思考，法治中国要实现民主国家的有效治理，那就必然有特定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说，法治中国的法并非仅仅秉持一种形式主义的法治观而纯粹转向一种法律实证主义，还必须看到法治中国所追求的生机勃勃与秩序井然的现代中国需要靠实质的道义力量来推动，各种具体的法治实践更需要接受根本的价值法则评判，这正是《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理论深意，法治中国要通过一种价值的力量及其实现呈现一个以宪法为统帅的良法之治的中国，因此法治中国还在实践中蕴含着道义逻辑，它是价值与实践的逻辑统一。
（1）双重代表与半契约结构 在这双重代表制中处在根本地位的是党与人民的关系，这种代表制迥异于西方，它有三个特征： 第一，这种代表制的历史动力来自于文明竞争。[25]然而现实情况告诉我们光有依法行政是远远不够的：在中国的治理格局中，执政党依法决策，立法机关产生良法，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同样重要。
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必改用西法，中国吏治、财政积弊乃能扫除，学校乃有人才…孔孟之道乃能久存。我们或可以总结这个历史就是一条实现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双重法治化的实践线索，法治中国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核心任务就是实现治权结构的法治化，也即对中国混合民主宪制内部如何有效治理的回答。这次全会提出国家主要任务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走向稳定正规的法制建设，在决议中提出我们目前在国家生活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3．生机勃勃的中国：自由及其权利主义 延续中华帝国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个人权威之上，这种模式往往依靠动员、运动、发动群众等方式编织一个庞大的党政军制度架构，并通过政策和指令治理社会。
着眼于探讨其历史脉络与现实语境。学术研究仅是书生管见，但任何伟大的实践者都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共识，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推动目标的点滴实现。
C. Hobson,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7(2008).但相似的问题意识不意味着相同的问题，中国的民主结构有更为特殊的地方，后文详叙。本文以为，从不修改现行宪法并考虑现实性与可操作性，第一种方案和第二种方案较为可行。
在中国语境里，这尤其体现在如果我们要建立起法治本身的权威，就必须要有效约束包括主权的政治代表者在内的所有政治力量，尤其是在承认政治代表领导法律代表的情况下，如何避免政治代表频频打破法律规范的稳定秩序，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22] 2.治权结构法治化的具体要素 那么，中国治权结构的法治化包含什么要素，我们可以从《决定》中的一段关键性文字来提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